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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记者从世贸组织(WTO)获取的两份文件显示,欧盟和日本要求加入特朗普政府在WTO就中国歧视性的技术许可要求提出的磋商请求。

此前的3月23日,美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中方提出磋商请求,指称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许可条件的措施不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有关规定。

彼时,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指出,中方已经收到美方提出的磋商请求。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采取了众多强有力的措施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中方一贯尊重世贸组织规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方对美方就此提出磋商请求表示遗憾,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进行妥善处理。

此次,欧盟和日本均表示在此方面也有大量利益诉求,因而申请加入磋商过程。

按照WTO相关规定,争议各方首先要通过磋商解决争议,而在其过程中,若某一第三方认为正在进行的磋商与自己的贸易利益有关,也可以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磋商。第三方须在得到磋商通知之日后10天内通知磋商当事各方参加磋商的请求。不过若磋商各方认为该问题与第三方没有贸易利益关系,也可以拒绝第三方参加磋商。

欧盟认为在磋商中有重大贸易利益

近日,一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美欧在中方市场开放方面有同样忧虑,且将“仔细调查向WTO投诉的可能性。”

不过,该发言人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也表示,欧盟注意到美国公布了依据“301调查”拟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建议清单,且欧盟自美国去年8月启动“301调查”以来一直紧密跟踪调查进展。但欧盟反对任何有违WTO规则的贸易措施。

实际上这样的发言并不矛盾,而是与美方在WTO对中国提出磋商请求的策略有关。也就是说,美国将“301调查”的内容,与在WTO进行措施请求的与TRIPS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分拆。

而欧盟反对的,是有违WTO规则的贸易措施,即美国单边采取的、在欧洲也极具争议的“301调查”,但并非合法的在WTO规则下的起诉案件。

简单来说,在美国贸易办公室(USTR)的实际操作中,美方敢使用“301调查”,很大原因在于美方认为其调查内容并没有指责中方行为违反了TRIPS原则,美方在此次调查中对中国的指控与WTO无关,因此“301调查”对中国政府行为的评估不在WTO规则范畴之内。

与此同时,在美方认为中方违反TRIPS领域的行为,3月23日,美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中方提出磋商请求,指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许可条件的措施不符合TRIPS的有关规定。

商务部4日表示,中方已经于4日就美国对华301调查项下征税建议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起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罔顾世贸规则、背弃自身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公布对华301调查项下征税建议,拟对中国约1300个税号的产品加征25%关税,将涉及我约500亿美元出口。这种单边主义做法不仅严重损害了中方的合法权益,更是对世贸组织规则的公然违背,势必将减损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第一财经记者拿到了欧盟和日本的加入申请文件,欧盟在该文件中指出,欧盟对外出口高科技产品和高科技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产品,为此对欧盟产品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性。欧盟方面估计每年对外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在6800亿欧元左右,其中欧盟每年向中国出口300亿欧元的高科技产品。

与此同时,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数额庞大,总价值在1800亿欧元左右。欧盟提出,目前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投资都是根据合资要求完成的,欧盟认为,这些投资也受到了美国请求磋商中(中方)措施的影响。欧盟在这些磋商中有重大的贸易利益。

2018年4月4日,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就所谓“贸易战将被引发”在欧洲政治网(politico.eu)发表署名文章,在其中表示,中欧应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多边贸易秩序。

张明指出,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国际形势中,中欧合作的稳定性弥足珍贵。中国和欧盟同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又是全面战略伙伴,应该携起手来,旗帜鲜明地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多边贸易秩序,维护世界经济的持续向好势头。这是中欧的共同责任,也应该成为中欧的共同行动。

日本也欲搭顺风车

第一财经记者获知,中美曾在3月27日WTO争端解决机构(DSB)会议上就美方在“301调查”中的表现再次交锋。彼时日本代表就表示,赞同美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观点,但是贸易措施必须同WTO协议相一致。

在第一财经记者看到的日本申请文件中, 日本指出自己是“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的最大利益相关方之一”,而与欧盟言简意赅的申请文件相比,日本罗列了两页纸、共三大项的担忧。

在其中,日本提出,日本早就对美方提出的问题表示担忧。

其次,日本是对华技术输出的主要国家之一,日方认为,在今年内,日本对中国企业提供的技术占中国技术进口的20%(按合同数量计算),为此日本是中国技术转让方面的最大的利益攸关者(largest stakeholders)。

第三,日本国民在中国拥有大量专利权。譬如,在2015年,日本国民申请了约40,000份申请专利权,其中有36,000项专利得到了批准,而这些在中国的日本国民拥有的专利权也接受中国相关法律的监管。

日方还在申请书中对于日本在华合资企业的技术专业问题表达了特别的忧虑。

通常,被要求磋商的成员应在接到磋商请求之日后的10天内作出答复,并应在接到请求之日后不超过30天的时间进行磋商。磋商应在被要求方接到磋商请求之日后60天内完成。

根据WTO争端解决机制相关规定,60天的期限是希望争端各方在此期限内能够通过外交磋商的友好方式解决争端。

如果该成员方在接到请求之日后10内没有答复,或在接到请求之日后30天内没有进行磋商,或在接到磋商请求35天后双方均认为达不成磋商一致,又或者在接到磋商请求之日后60天内未达成磋商一致,投诉方可以提出申请成立专家组。当然争议各方也可不通过磋商,直接要求成立专家小组。

美媒称,一名匿名俄罗斯官员3日对塔斯社说,根据俄中两国政府间的合同,俄罗斯已向中国交付首批基于先进拦截导弹、可装备一个营的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

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4月3日报道,这名消息人士说:“两艘船已在合同限定时间内从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港出发,将首批一个营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交付给了中国。这包括一个战地指挥所、雷达站、发射站、能源设备以及其他装备。”

▲资料图片: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资料图片: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

此外,这名消息人士还指出,一部分运往中国的S-400系统在途中受损,随后被运回俄罗斯。该消息人士说:“相关工作正在继续推进,预计缺失的装备将在夏季交付客户。”

中国2014年以约30亿美元的价格订购了4至6个营的俄制S-400系统。截至目前,双方未曾公开证实俄方将向中方具体交付几个营的S-400系统。目前也不清楚俄罗斯向中国出售了什么型号的导弹用于这种防空系统。

S-400系统的新型导弹之一是所谓的40N6地对空导弹,据估射程为400公里,射高为185公里。

原标题:让印军崩溃的短信背后 是中国与美日欧生死暗战20年的逆势崛起

“村村通”政策造就了中国全球第一大电信覆盖率,到处都有手机信号。

4月2日,《印度时报》报道称,印度边境军事基建的缺失只会进一步加剧与中国在军事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

《印度时报》报道截图《印度时报》报道截图

报道中,一名负责在边界“监视”解放军的印度军官诉苦,称他们那边既没有道路也没有信号,哪怕搬运一名伤员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仅有的道路经常被山体滑坡堵塞。

更让印军崩溃的是,印度士兵们在通往中印边界的崎岖道路上行走着,突然,早已没有信号的手机显示出“欢迎来到中国”的字样,时间变成快了两个半小时的北京时间,信号也很稳定。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读了这条新闻,库叔除了看到中国军人因为良好基建所带来的快速部署能力,还看到了中国电信业覆盖范围之广,即使在偏僻遥远的中国藏南,都能有这么强的手机信号。

一直以来,很少有人谈论中国电信业,很多人也容易忽视的是:中国电信业从国际上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到成为全球“带头大哥”也不过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中国电信业凭借过硬的技术研发实力,依靠“联美抗欧”战略挤进了国际三大标准圈。

随后,它“联欧抗美”,打压美国电信业的崛起势头,终于成为国际电信业的领头羊。

中国电信业的成长史,伴随着科技发展、大国博弈的故事,极其精彩!库叔今天就来跟读者聊一聊。

标准背后是国家利益

众所周知,技术全球领先的美国制定了很多国际电信标准。

标准是行业的“灯塔”和“指南针”,国际电信标准的制定权是掌控电信产业主导权的关键,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之一。

美国人不是活雷锋,他们垄断国际电信标准是为了控制行业,从而牟取暴利。

1985年7月,7名专家在雅各布博士家中达成一致,决定创建高通公司。

一家靠卖标准获利的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成立不久,这家公司就拥有了约4000多项相关专利,其中很多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通过给全球100多家通信设备制造商进行专利授权,高通赚了个盆满钵盈。

制定国际电信标准的门槛很高,高新技术和雄厚资金缺一不可。大多数国家只能对美国唯命是从。

但是,欧洲国家不甘心。80年代,它们组成了国际电信标准的另一极——美标和欧标开始分庭抗礼。

美标出台时,摩托罗拉等美企便宣布大力支持,并应用到自己全线产品中;欧标一问世,爱立信和诺基亚等欧企当然会力挺。

这些企业巨头的支持是标准产生影响力的关键。

同时代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呢?

那时,严重缺乏通信技术专利的中国,只能搞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基地。

外国人以专利费的名义拿走了大部分利润,中国的巨型企业和海量工人只能挣点小钱。

掌握技术标准才能发大财,否则只能仰人鼻息、勉强糊口。掌握技术标准才能发大财,否则只能仰人鼻息、勉强糊口。

由此,中国人切身感受到了技术标准的重要性。

中国连滚带爬赶上末班车

在2G时代,欧美国家一边赚着大钱,一边搞3G技术标准。

改革开放后,有迅猛发展的经济作基础,我们意识到:中国不能再跟在美国和欧洲后面跑了,必须在3G技术标准上有所作为!

然而,欧美国家的一道道技术壁垒和专利陷阱都已铺好,外人很难从中分得一杯羹。

于是,中国另辟蹊径,选择“时分双工”作为突破口。

当时,大家普遍看好的是“频分双工”,因为它继承了2G技术设备;而“时分双工”缺乏工程基础,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有风险。

上不上?当伙计没前途,当老板才有未来。中国决定:必须上!

1997年4月,国际电信联盟向各国发出征集函,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3G)技术标准,中国政府指定大唐集团进行论证和筹备。

1998年1月,国内组织权威专家进行论证,召开了香山会议,最后决定4月30日前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TD-SCDMA标准(即中国版的3G技术标准)提案。

然而,当时中国在3G方面的专利数量与国际电信联盟要求的数量差了一半,不足以发起国际电信标准的申请,时间还剩下3个月了,临时进行研究和申请也根本来不及。

怎么办?

中国盯上了西门子的TD-CDMA(注意没有S),因为它比较符合中国的TD-SCDMA技术路线。

当时,西门子的技术实力非常强,但是,由于其3G技术路线与其它欧洲企业不同,所以“落了单”。

欧洲向来抱团出击,因此,西门子“不合群”的标准体系很可能会被牺牲掉。

西门子意识到,等国际标准定下来,自家的技术真的就成废纸了。

与其砸在手里,不如尽快卖掉。

由此,双方一拍即合:中国买进西门子的技术专利,凑够了数量,赶上了申请3G国际标准的末班车。

“联美抗欧”,挤进标准圈“联美抗欧”,挤进标准圈

在酝酿3G国际标准过程中,欧洲的WCDMA(欧洲版的3G技术标准)比美国的CDMA2000(美国版3G技术标准)优势明显。

欧洲也由此产生了一个宏伟的设想——打破美标和欧标并行的老局面,在3G时代将WCDMA树立为唯一的国际标准,将美国挤出标准制定圈。

美国当然不乐意了,他们的CDMA2000提案承载着美国电信企业的未来,怎能将主导权拱手让给欧洲?

不过他们也有些担心,因为当时欧标确实最优。

于是,美国决定联合中国抱团阻止欧洲一家独大,让中国的TD-SCDMA跟美国的CDMA2000一同进标准。

美国并不在乎中国标准也通过,他们认为,这无非就是在国际电信联盟的档案库里多份文件罢了,对美国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利用中国的帮助让美标挤进国际3G标准圈才是最终目的。

中美联合强调,国际上不能只有一种标准,随后获得了多个国家支持。

最终,欧标WCDMA、美标CDMA2000、中标TD-SCDMA共同成为3G国际标准,三足鼎力的国际格局就这样形成了。

中国代表团回国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眼前:TD-SCDMA标准是锁在国际电信联盟的文件柜里当个摆设?还是真的把它做成产业?若真做产业,面临的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有个提法,让中国铁通搞个区域性的TD-SCDMA网,这也算是产业化了。

但很多专家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小网络刺激不起产业规模,会越搞越缩水。而且,中国铁通的实力本来就不强,再交给它一个最艰巨的任务,结局可能很难看。

经过反复斟酌,政府终于下了决心,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技术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做成全国性网络。

为此,政府重组中国电信业,将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共同建设TD-SCDMA。

与此同时,政府把当时最成熟、最优秀的欧标WCDMA交给中国联通经营,将美标CDMA2000交给中国电信经营。

中国移动的任务最艰巨。

中国的TD-SCDMA真的不行?中国的TD-SCDMA真的不行?

最初,中国的TD-SCDMA经营状况并不好,还曾被某些国人奚落嘲讽,是这项标准不行吗?

完全不是!

它足够先进,否则也不会被国际电信联盟批准成为3G的三大国际标准之一。

那么,为什么经营不好?那么,为什么经营不好?

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一是它不像欧标WCDMA那样有2G时代的技术和设备积累;

二是智能天线等核心技术的工程化应用不给力;

三是当时宣布支持中国TD-SCDMA的企业规模都很小,跟欧美电信巨头无法相提并论。而前面也提到过,如果没有企业去研究和推广,那标准就毫无用处;

四是国内某些民众、公知、大V等的唱衰,对TD-SCDMA的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把自己的电信标准推广开来是极为艰辛的,如果有国民的大力支持,就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联欧抗美,力挫WiMAX计划

3G的三大国际标准建立后,美国发展怎样呢?

情况很不好。虽然美国的CDMA2000如愿成为了国际标准,但它在美国本土的应用其实远不如欧标WCDMA,国外应用更不景气,最大的应用方居然是中国电信。

对于3G产业的颓势,美国没有坐视不管——既然电信业搞不过欧洲,那就借力计算机业这个长项来弥补电信业的短板。

于是,他们搞了个WiMAX(美国的另一种3G标准,特点是大带宽,但移动性较差)。

与传统3G不同,WiMAX构建在IP网络环境上,这就进入美国擅长的计算机领域了。

英特尔与摩托罗拉向WiMAX项目注资9亿美元,美国某运营商又注资30亿美元。如此大手笔的投入,WiMAX一经面世就光芒四射。

这是美国依托强大的计算机产业试图对欧洲电信业发起的一次冲击。

美国遇到了一个难题:没有频率。因为全球统一频率划分是由国际电信联盟负责的,必须申请成为基础性的国际电信标准后才能得到全球频率。

也就是说,美国必须让WiMAX挤进3G国际电信标准,否则一切免谈。

国际电信联盟曾公告全世界,3G标准提交的最后时间是1998年6月30日,而这时已经是2007年,大门已经关闭了9年。

然而,美国就是任性,硬是通过政治手段打开了国际电信联盟的大门。它召开专题会议,把WiMAX纳入第四个3G国际电信标准,并如愿得到了全球频率。

WiMAX横空出世,对外宣称是3.5G技术,有英特尔、IBM等巨头力挺,有国际电信联盟的全套手续,显现出了随时准备逆袭的势头。

在学术领域,研究WiMAX的论文呈爆发之势,而WCDMA论文数量则明显下降。在学术领域,研究WiMAX的论文呈爆发之势,而WCDMA论文数量则明显下降。

很多国家也加快了对WiMAX的推广。

北电(加拿大一家电信企业)将传统3G业务出售给阿尔卡特,孤注一掷地全面转向WiMAX。

除中国大陆之外的亚洲成了WiMAX的试验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部署了WiMAX。

中国台湾也重重地押宝WiMAX,争先恐后地抢夺WiMAX牌照,全球一动、威迈思电信、远传电信、大众电信、大同电信、威达超舜电讯等六家台湾企业都抢到了WiMAX牌照,准备大干一场。

WiMAX的搅局,令欧洲和中国很不安。

当初为了挤进3G标准,中国跟美国联合抗欧。现在,当然变成了中国跟欧洲联合抗美。

知道中国跟欧洲联合之后,美国非但不惊慌,还放出狂话“中国的TD-SCDMA没有前途,唯一的出路就是向WiMAX靠拢”。

为什么TD-SCDMA能向WiMAX靠拢呢?

因为两者都使用了TDD(时分双工)机制。

欧洲和中国加紧了抵制,2009年诺基亚的销售负责人公开批评WiMAX,把英特尔高管惹恼了,类似这样的斗争不断进行着。

但美国显然低估了欧洲和中国的实力。但美国显然低估了欧洲和中国的实力。

欧洲电信商不生产WiMAX设备,WiMAX的通信基础设备就无法保证供应,使用体验越来越差。

而中国不开放全球最大的电信市场,WiMAX的应用量就被硬生生的切走了一大块。

这样,WiMAX慢慢就支撑不住了。

澳大利亚最早部署WiMAX的运营商老总在国际会议上痛骂WiMAX,说室内覆盖在区区400米范围内就不行了,时延高达1000毫秒。他之前还在相关国际会议上对WiMAX赞不绝口,国际风向显然发生了变化。

2010年,WiMAX标准的最大支柱英特尔撑不住了,宣布解散WiMAX部门。

这可是一记要命的“闷棍”!WiMAX兵败如山倒,当初孤注一掷转向WiMAX的加拿大北电破产了。

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等亚洲国家纷纷从WiMAX转向TD-LTE(中国主推的一种4G网络模式)。刚才提到WiMAX采用跟TD同样的“TDD机制”,当时只能向中国的TD-LTE转换。

中国台湾在WiMAX上可是投入巨大,不肯轻易退出。自2010年英特尔退出WiMAX后,台湾又独自在WiMAX上苦撑了两年。等到2012年一盘算,发现六家运营商的WiMAX用户还不足15万,不及大陆一个贫困县!

它显然押错了宝,有报道称总共损失达500亿美元。钱没了可以再挣,但电信产业路线错误,耽误的可是一个时代。

2011年9月,全球最大的WiMAX服务提供商美国Clearwire公司宣布与中国移动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进基于TD-LTE标准的产品与设备开发,其业务重心最终由WiMAX转向了TD-LTE。

中国电信业实现了逆袭!

1998年,中国申请3G标准;到了2013年,到国内TD-SCDMA网络基本成熟。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国际电信业波诡云谲,在国外拼杀多年的华为和中兴发展起来了,在全球四大电信设备商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四。

以前说起国际电信业巨头,大家脑海里浮现的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现在,它们都没落了,摩托罗拉的移动事业部还被联想收购了。

现在华为和中兴才是妥妥的国际电信业巨头!

电信业有两大支柱,一是设备,二是市场。电信业有两大支柱,一是设备,二是市场。

当年欧洲卡住设备制造,中国不开放最大的电信市场,两个支柱一垮,WiMAX就被掐死。

而如今,中国掌握着全球最强大的设备制造能力,拥有全球最大的电信市场,这就厉害了!

当年,中国“联美抗欧”挤进标准圈;

后来“联欧抗美”打压WiMAX;

现在,中国要甩开欧洲、引领世界。

欧洲的FDD制式(欧洲的第四代移动通信模式)已经很成熟,如果跟着欧洲跑肯定永远不能出头,因此中国再次决定利用TD体制弯道超车。

难不难?

中国政府掌控着电信设备制造和最大的电信市场,两手都很硬,超车就不难,没用两年时间就将TD赶超到了能与FDD平分秋色。

2013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发布了TD-LTE的牌照,但没发FDD-LTE牌照,政策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主推TD体制。

中国移动在3G时代憋坏了,抢了4G的TD-LTE牌照,不再继续投入3G时代的TD-SCDMA网络,集中全部力量上4G。

按理说,牌照三大运营商都可以用,但联通和电信决定再等等,他们想经营FDD体制,这毕竟曾是电信业最强的欧洲主推制式。特别是联通,在3G时代尝到了欧洲制式的好处,想继续跟下去。

在联通和电信等FDD牌照的时间里,移动疯狂建4G基站,利用4G的先发优势狂抢联通和电信的老用户,用户数居然涨至8亿。

一年多后,政府看TD制式的基本盘稳住了,就发了FDD牌照,但联通和电信已经丧失了先机。联通近年来的利润持续下滑,董事长王晓初曾不止一次痛心疾首地表示错失了发展良机。

电信业特别强调标准统一,因为没有标准就不能互联互联,而标准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标准竞争的结果就是强者愈强,然后垄断市场,弱者愈弱,最终被淘汰。

过去,一直都是欧美标准引领世界,其技术标准一问世,就会被各大电信企业争抢。

然而,电信业江湖中冒出了中国这个设备、市场两手抓的“新大哥”。

中国帮美国,欧洲就吃不消,中国帮欧洲,美国就得吐血。

2013年,TD牌照发布时,联通和电信还对欧洲标准有所期盼,结果却是错失良机,归根结底还是对电信江湖中美欧三家的势力消长判断失误。

移动及时跟上了步伐,现在日进斗金。

从踉踉跄跄地闯进国际电信标准圈的“小弟”,到成为全球电信业最重要的“带头大哥”,中国只用了不到20年。

当前,电信业的主题是5G(第五代移动通信),而中国是推进5G最积极的国家,没有之一。在5G相关的各种国际电信组织里,都有中国专家的身影。

现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是赵厚麟,国际电信联盟的官方介绍很有意思,从不提联盟官员的国籍,只提出生地,例如赵秘书长生于江苏。

2013年,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联合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指导5G工作。

这个组织很重要——中国电信企业各有特长,在5G技术研发方面可不能“打乱仗”,进行统筹规划和合理分工才能减少内耗、形成合力。

在推进组的领导下,中国已经进行了两轮5G测试。除了华为、中兴、大唐这三大主力,还有一些国外企业参加,爱立信和英特尔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表扬。

欧美巨头企业为何会主动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5G测试?

中国的三大运营商计划投资1.2万亿人民币,建造全球最大5G网,5G的未来在中国,国际电信企业当然乐于投奔。

中国电信业垄断坑人吗?

公众聊起中国电信业,最普遍的说法:运营商垄断电信市场,不让优秀的国外电信企业进入,信号特别差,坑害消费者。

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首先,我们了来说说“垄断”。

大家都知道,电信业是从邮政业分离出来的,以前没有电话时靠的就是邮政。

邮政不是谁都可以经营的,各国都是如此,美国也曾有一部关于邮政专营的法律,对邮政进行严格限定,不准民间机构随便进入。

与邮政专营性质类似的,还有自来水专营、燃气专营等,这叫作“行政垄断”——这些公众事业涉及公民基础性安全,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经济规则,政府必须管控,这是对人民的负责。

电信运营商也是这个道理,既然不能随便设立,那么,应该有多少家呢?按理说如果只有一家,就会杜绝重复建设,从而降低成本,但是又容易形成价格垄断。

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通常设立2-4家全国性运营商,多数国家是三家,中国的全国性运营商有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这是国际主流模式。

电信业市场竞争非常惨烈。这一点,看看你周围就知道了。对于电信业销售人员来说,今年如果拼命完成了销售任务,明年的任务一定会涨。抱怨上级没人性是没用的,因为上级压力更大。

有的电信业销售人员早上5点贴的海报,被友商6点钟用自家海报给盖上了,然后就是争执甚至打架,而且一打架就是打群架,员工们自嘲说“连打架都不会,你还摆什么摊”。

全世界哪里有这种悲催的市场垄断?全世界哪里有这种悲催的市场垄断?

其次,中国电信业运营市场不是没开放,而是开放了没人来。

中国地域广阔,运营全国性电信网络投入极高,有时候,砸入100亿都看不到一点效果。这些,让无利不起早的外国电信运营商很无奈。

第三,还有人质问,为什么国内电信市场很少有国外设备?

这是因为中国电信企业的竞争力实在太强。华为和中兴在国外承揽电信工程时敢报对折价和对折工期,往往是以国家为单位承包的,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我全包了,八个月内搞定。

中国工程师及工作人员也是吃苦耐劳,做事效率极高,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没法比的。

我国电信设备市场其实早就开放了,但欧美国家的电信设备商在本国都被中国企业挤兑得厉害,怎么会到主场来找虐呢?

这就好比是种粮大户收了几十万斤小麦,正发愁着要去产能呢,你扛了一袋面粉去他家里卖,能卖得出去才怪。

第四,信号差就更不是事实了。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移动的4G基站有150多万,中国电信80多万,中国联通有70多万。

全世界500万4G基站,中国占了64%,其他36%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190多个国家拥有。

中国的铁路沿线和国道基本都有信号,这在全球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下图是美国黄石公园,如此美丽的全球著名旅游圣地居然没有信号,换作在中国,你敢想象吗?

三年前曾有人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对比图,中国地铁上人人都在玩手机,而外国地铁上人人都在看报纸,帖子感慨到:我们是不是除了玩手机就没法活了?

后面跟贴无数,全是在批评中国人浮躁,羡慕外国人爱学习,连中国人的劣根性都讨论出来了。

实际上,外国地铁绝大多数都没有上网信号,他们想看手机而不可得,不看报纸看什么?

中国地铁率先解决了上网问题,而同期国外的地铁是没信号的,这两年华为承揽了欧洲国家的地铁网络工程,现在他们也有信号了。

于是,欧洲人民也不看报纸,跟着中国人玩手机了。

为什么中国的基站这么多,信号这么好?为什么中国的基站这么多,信号这么好?

中国的“村村通”政策要求95%以上的偏远山村都必须有信号,而且资费不得高于城镇地区,三大运营商每年都会接受工信部下达的任务。

大家都知道,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密集的城市,其电信建设成本就越低,利润就越高,随便在楼顶上就可以建基站,覆盖上万月话费过百的城市人,员工骑个电车就可以维护10个基站。

但在山区建基站,那得花一百万盖铁塔,极偏远山区还得使用VSAT卫星通信接入,然后只能覆盖一个村,村民月话费不到20,运营商一个月收入800块,还不够电费。

现在“村村通”已经完成,实现了信号的普遍覆盖,目前正在搞升级工程。现在“村村通”已经完成,实现了信号的普遍覆盖,目前正在搞升级工程。

“村村通”政策造就了中国全球第一大电信覆盖率,到处都有手机信号。

偏远贫困人口的电信权被联合国认定为人权,中国电信业的“村村通”是国际电信联盟第CA/42STGkg号文件所倡导的“向农村和边远山区提供电信服务”理念的具体落实。

西方国家不是习惯于讲人权吗?在这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一。

来源:瞭望智库

参考消息网4月6日报道英媒称,波尔多地区最受推崇的一个葡萄酒庄园被指控非法向2016年的一些玛尔戈红葡萄酒中添加糖分。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4月2日报道,在当局查获397百升非法添加糖分的葡萄酒后,美人鱼酒庄将面临刑事调查,这些酒的数量相当于5.3万瓶,价值230万(约合817万元)。

报道称,在许多生产葡萄酒的国家,添加糖分是非法的,而在法国只有在严格的条件下才可以这样做,比如当恶劣天气降低了充分发酵所需的糖分。

美人鱼酒庄申辩说自己是出于善意才这样做,但这一事件令人尴尬,因为它恰恰发生在法国葡萄酒行业出现一系列欺诈案之后,其中包括130万瓶罗纳河谷的葡萄酒被错误地标注为更高级的教皇新堡产区的葡萄酒。

美人鱼酒庄说,玛尔戈红葡萄酒生产者联合会曾告诉它,当地政府有关方面一定会批准为2016年的美乐品种的葡萄增加糖分,于是便添加了糖分,但是政府方面一直没有为这种行为开绿灯,尽管当年确实批准可以让赤霞珠葡萄这样做。

美人鱼酒庄的工作人员称:“美乐葡萄添加的糖分是非常少的,低于那一年批准赤霞珠可以添加的水平。”(编译/刘晓燕)

 

原标题:暴利殡葬之下的“寿衣之都”

新京报记者探访全国著名殡葬用品生产批发源头六道口村,发展四十余年薄利多销仍是当地最稳定的营销模式

4月1日,天津武清区六道口村,村内最为繁华的中心区域殡葬用品商店林立。4月1日,天津武清区六道口村,村内最为繁华的中心区域殡葬用品商店林立。
3月31日,航拍六道口村,主干道约两公里的街道两旁都是卖殡葬用品的店。3月31日,航拍六道口村,主干道约两公里的街道两旁都是卖殡葬用品的店。
4月1日,高阳(化名)列出殡葬服务清单向记者介绍每项服务的费用。4月1日,高阳(化名)列出殡葬服务清单向记者介绍每项服务的费用。
3月29日,村内一家营业到十一点多的殡葬品零售批发店。3月29日,村内一家营业到十一点多的殡葬品零售批发店。
4月1日,高阳(化名)拿出一件最近流行的用于殡葬的风衣套装。4月1日,高阳(化名)拿出一件最近流行的用于殡葬的风衣套装。

在天津坐车,如果你和司机说去六道口,一定会被上下打量一番。天津市武清区六道口村,这个拥有7000多村民的天津最大行政村,是全国著名的殡葬用品产地,中国北方殡葬用品的批发源头。当地对外宣传时,自称“寿衣之都”。这里生产批发的殡葬用品,不仅覆盖中国北方市场,还远销南方多地。

在年轻村民眼中,六道口能形成今日规模,始于老一辈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艰苦奋斗,“从耗子窝一样的”作坊一点一点做大。时至今日,六道口不乏子承父业的村民,戏称自己是“从死人衣服堆儿里长大的”一代人。

六道口名声在外,中国人的殡葬观念也随着鼓起的腰包产生了变化。时至今日,移风易俗成为社会的趋势,然而外界对殡葬行业暴利的质疑却始终不断。很多六道口的商家认为,殡葬用品的暴利往往是由买、卖双方等多方面促成。尽管人们对于殡葬用品行业的盈利有诸多偏见,但在当地人眼中,薄利多销仍然是当地最稳定的营销模式。一名当地商户表示,“我们这么多年靠这个吃饭,毕竟是生产销售的源头”,“产业的集聚决定了你不能瞎报价。”

靠寿衣代工起家的六道口

进入六道口村,村子里主要道路是东西向的津永路,从村子东边的村碑到村子最西侧的小区,全程1.8公里,马路两旁集中着上百家殡葬用品店。和其他普通的北方村落不同,村里来往的车辆中,更多的是外省市的牌照。近到北京、河北、山东、山西,远到浙江、四川,穿梭不止。 

31岁的刘佳(化名)站在店里电话询问着发往包头的货,吩咐着工人不停地搬货。正说着,门口一辆白色凯迪拉克轿车停下,下来一名戴着金项链的男子,拿走了5件寿衣。这是刘佳的丈夫,到总店拿货到分店销售。如今,刘佳父母创立的寿衣厂日发货量能达到5000件,不仅覆盖了北方市场,还会发货到南方多地。

刘佳在六道口属于典型的子承父业。在她的童年记忆中,家中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寿衣材料,家里请来的工人吃、喝、住、干活都在一起,父母老两口起早贪黑背着麻袋,坐火车去各地发货。

“寿衣之都”的历史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六道口村第十五生产小队的一名业务员在外跑业务时,听说为天津瑞蚨祥做寿衣加工可以赚钱。消息一出便带动了村里一批村民做起了寿衣加工。

1978年是中国发生改变的一年。彼时的六道口村,虽尚未解散生产队,但也依靠之前的些许积累,成立了“利民寿衣厂”和“剧团服装厂”两个工厂,也为六道口后来的寿衣产业打下了基础。

1985年,25岁的刘德恩(化名)在种地之余,开始在村里寿衣加工厂为人代工。加工一套寿衣能挣几毛钱,一个月可以挣到十几块钱,这对于当时的自己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

1987年,刘德恩的儿子出生,他开始决定自立门户做生意。拿着从亲戚那里借的二百多块钱,凑够了三百元做“启动资金”。他没有选择跟村里其他人一样做寿衣加工,而是选择了做寿衣原料的供应。

虽然做原料生意,但刘德恩也希望像村里人一样能将寿衣买卖做到外地去。于是便尝试着出去跑买卖。风餐露宿地往外跑,辛苦程度让他始终难忘。“累了直接打开背着的寿衣,铺在地上睡觉。旁边的人看着直害怕。”

哪办丧事,哪就有六道口人的买卖。一次,刘德恩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千辛万苦到了河南嵩县,拿上自家样品去了县里百货大楼,本以为能有所收获,结果发现当地人要么自己做寿衣,要么就已经有了稳定的渠道。一打听才知道,货源就是六道口,村里人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

折腾来折腾去,地方去了不少,生意却没能开展起来,偶有几处小市场,一年挣不了几个钱,慢慢也就放弃往外跑。踏踏实实回归到自己的原料生意上。

第一代创业者的奋斗促成了六道口后来的地位。1991年以后,乡镇企业成爆发式发展,六道口村的寿衣生意也越做越大,在几届村书记的回忆中,90年代的六道口,一度达到了“垄断全国货源”的水平,自此名声大噪,堪称寿衣之都,甚至“全球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六道口的寿衣”。

刘德恩也跟紧了这个潮流,1993年他租下了村子十字路口处的一个门面,这也是他生意开始走上正轨的一个起点。到了90年代末,村子里400多户人家,全都依靠寿衣产业为生。如今,他的店也成为村里资格最老的店家之一。

压价也卖不出去老套寿衣

殡葬用品门槛低,缺乏行业规范,90年代后,村里人发现,在一些布料的货源地,也开始有人做起寿衣加工的产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让发展初现端倪的六道口人遇到了挑战。

六道口村原党支部书记刘猛2007年曾做过一份《六道口村殡葬用品行业市场营销调查报告》。其中显示,全村寿衣个体工商户400余家,从业人员达2000余人,行业收入超过5000万元。

2006年,刘猛当选六道口村党支部书记。他认为,必须“抱团取暖”才能让六道口的品牌更加响亮。经过两年筹备,刘猛带领村中16户规模较大的商户成立六道口殡葬用品协会并注册了六道口殡葬用品有限公司,拿下天津武清区唯一一块殡葬用品许可证。

除了“抱团取暖”,在刘猛的《调查报告》中还写道,六道口的寿衣销售缺乏品种花样,“二十年如一日总是老一套,缺乏工艺创新”,而随着用户对产品要求的提高,当地曾存在即使压价也卖不出去的尴尬情况。

作为年轻一代,刘佳认为,现代时装的出现是推动寿衣行业革新的一个动力,而她家之所以能发展成现在的规模,主要是源于他们家能够不断创新推出新产品。

刘佳的店内,几百平米的店面一尘不染,一排排衣架上挂满了各式寿衣,除了传统唐装棉袄、还有大量现代服装。三层的店面安装了电梯,方便上下运货。如果不是门口的招牌,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家时装店。

“同样的衣服,领子动一下,或者多弄几个颜色,马上就会不一样”。在刘佳店中,一款普通的风衣三件套颜色足有20多种。“南方人喜欢穿套装,有9件套、7件套,不仅要有外衣,里面还要有罩衣。而北方顾客更偏向‘几大件’。”刘佳认为,只有不断推出新产品,才能持续吸引老客户回头,订单多了才能促进寿衣厂的规模化、品牌化。 

与刘佳夫妇不同的是,村内虽然不乏老店,但很多店家因为缺乏创新,导致规模一直做不大,脱离不了家庭作坊的桎梏。

2008年,刘猛以六道口殡葬用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上海举办的全国殡葬用品博览会。刘猛认识到,六道口村单纯局限在寿衣生产上已经很难跟上时代的潮流。尽快完善殡葬产业的一条龙服务才是大趋势。

刘猛回到村里,就开始筹备成立一个殡葬用品产业园区,在他的设想中,这个园区应该达到一个前店后厂,殡葬用品一条龙,并且还要有研发区,只有保证产品不断更新,产业才能更好发展。

在现任村支书卢志发眼中,刘猛当年的殡葬用品产业园区是个好思路,这也是卢志发现在重点想要推进的工程,建设一个园区,在园区内完善殡葬产业一条龙,强化六道口村的寿衣品牌。

顶级骨灰盒也才两三千元

清明前夕,记者走访了北京八宝山附近的几个殡葬用品商店。以骨灰盒为例,标价从几千到几万不等。两款标出18800元的紫檀和25600元的黑紫檀骨灰盒,最终店主表示出售的底价为2800元和4800元。而当记者拿着这样的价格询问了几位六道口的商家之后,他们都表示十分无奈。

2012年清明,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六道口村与北京终端销售之间价格存在巨大差异,直指殡葬用品销售存巨大暴利。

报道中,一款鸡翅木骨灰盒在六道口村批发价约为450元,而在北京某医院门口的一家寿衣店,类似款式的鸡翅木骨灰盒却高达16800元。此后类似的新闻报道也层出不穷,让一些六道口人出门做生意时有些苦恼。“每次谈生意,对方都感觉你是在蒙人骗钱。”

刘德恩回忆,一次,一位外地亲戚家里有人去世,找到店里,希望推荐一款骨灰盒。刘德恩精心挑选了一款后报价500元。这一报价让亲戚犹豫起来。刘德恩很奇怪,这么便宜还嫌贵?亲戚终于开了口,“还有更好的吗?”刘德恩有点生气,“我是看在亲戚面上才报价这么低,他还以为我推荐了次品。”

42岁的高阳(化名)从业15年。他认为殡葬用品的价格虚高现象,往往是由买、卖双方等多方面促成。

高阳经常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在推荐了店内最高档的骨灰盒之后,客户仍然嫌档次低。在高阳看来,这样的客户往往是根据价位来判断产品档次,这种判断方式本是无可厚非,除去客户本人的消费能力、攀比心理之外,高阳觉得,殡葬产品有其特殊性,殡葬产品的价位、档次,寄托了客户对逝者的感情,而在购买上往往会比购买其他商品出手大方。

以骨灰盒为例,决定其档次高低无非是材质和雕工。在六道口的老板口中,如果不考虑个别高档品牌,顶级的骨灰盒也才2000至3000元,一般“不差钱”的客户在别的地方购买的万元以上的产品,基本都是这个档次的。

一名商家举例表示,一款成本为5000元的骨灰盒,我们可能会卖到6000元,但这样的生意很长时间都碰不到一单。从商家的角度,还是更喜欢薄利多销来得稳定。

然而,终端的价格也并不能影响六道口的批发价。“该是多少钱,还是多少钱。”高阳表示。“不排除有些商家就会利用客户的这种心理,忽悠客户多花钱。实际上他卖出的产品,成本最高也就那么多。”

在批发价上,村内各个商家也不可能相差太大,因为外地经销商来进货,可能会挨家挨户问价格,觉得合适才会下单。“村里这么多商家,这家卖贵了可以去另一家,这就决定了你不能瞎报价。”

“人有钱了,也不能误导多花钱”

在天津,提供殡葬一条龙服务的老板被称为“大了(liao)”,高阳就是一位一年能做300单的“大了”。

至今,高阳还会遇到有的家属要求“大操大办”,老人(遗体)16人抬或32人抬,然后跟着乐队,吹吹打打走一路,早上走个三里二里路,晚上摆大席。有家属还会提出请杂耍表演。

高阳说,尽管丧事办得很多,但是家属如果要求太多,作为“大了”的他,也会相劝适可而止。“‘厚养薄葬’,生前要对老人好,尽孝道,死后丧事简单办。大操大办就是搞走了样。”

10多年前,高阳接到一个“大了”活,客户是一名中年男子,母亲去世。不同于往常客户需要设灵堂、做仪式等等繁琐程序,事主只是通知将纸花、纸马拉到固定地点一烧,然后约好灵车送去殡仪馆火化。送灵前一天晚上,高阳到了事主家,发现男主人还在家看电视,男主人的妻子还正常出门跑步,“就跟日常一样,完全不像家里办着丧事。” 

事后,高阳奇怪地问亲属,丧事是不是办得太简单了?亲属透露,男主人并非不孝,老人生前得了癌症,需要打一种止痛针,只有北京才有,打一针就得7000块。老人宣告不治后,光打针就花了17万元,男主人只是工薪阶层,还是坚持给老人打。高阳说,自己做“白事儿”这么多年,每次一想起这事儿还是很感动。

与之相反,高阳也遇到虽然丧事办得体面,却因种种原因在丧礼上大出洋相的家庭。一次丧礼上,因房产问题,儿子与女儿、女婿大打出手。高阳至今记得,妹妹当着众亲友大声质问哥哥:“你都没养过老人,凭啥要分房产?”

随着社会进步,传统丧事程序朝着逐渐简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殡葬用品的种类也是越来越花哨。过去的纸牛纸马变成了如今的纸糊家电、纸糊别墅、纸糊豪车等等。

虽然挣这行钱,高阳仍觉得烧纸放炮属于陋习。“移风易俗其实是有利于殡葬行业发展。丧葬仪式简化了,我们的服务内容也可以随着改良,质量也会上升,在相同时间内接单量多了,反倒更有利于赚钱。”高阳说。

“人都有钱了,也不那么在乎花钱了”,这是好的一面;消费能力上去了,有商家以此误导消费者多做项目多花钱,这是不好的一面。“做红白事的是在行善,做我们这一行,不能给客户灌输错误思想。”

新京报记者 卢通 刘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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